宜居的地方

朋友傳來短訊，問我平安嗎？老實說，這個在上星期六悉尼Bondi Junction的Westfield 購物商場的襲擊造成多人傷亡，的確令人震驚。很多人對電視台不斷重複播出的短片，感到不安。幸好我的家距離事發的地方較遠，四肢無恙，相信不需要靠社交媒體報平安了。有些朋友主動配合這樣做，但我選擇了不，不必驚動親友。愈來愈覺得這種半隱居的生活、與社交媒體若即若離的關係，很適合我，不受打擾。況且悉尼從來不是大小主流媒體關注的地方，所以這裡發生的事情，很少登上國際新聞頭條，好像與其他的地方毫不相干。不過這一次在這個悉尼東區最大型購物商場的兇案，一名持刀男子走進去，先後殺死六名無辜者，其後被單槍匹馬前來救援的女警擊斃，成為近年最血腥的傷人案，如此的惡行，除非為了特別的理由保密，又怎不會引起全球關注。

消息首先在手機的新聞短訊上出現，回家開電視一看，才知道不妙。其後詳情逐漸披露出來，除了地點，兇徒的數量也說是有兩個，不過很快就更正過來。至於商場內的爭相走避場面不多，重複的只有兩段短片，看似是手機拍攝。其中一段拍攝到持刀者在商場內追逐，另外一段是電扶梯上一名男子手執圍欄杆和持刀者對峙。兩段短片不過數秒，到底是拍攝者只能捕捉這短暫的瞬間，抑或電視台覺得太血腥刪去了，不得而知。亦有人拍攝到女警追捕行兇者的匆匆數秒，接著槍聲響起。沒有這些在場購物者用智能手機拍攝的短片，現場的一二根本無從得知。即使電視台派出記者爭相報導，也沒有這個即時的震撼力。難怪事情發生了，許多人的指定動作是立刻拿出手機；有紛爭，也是拿出手機拍攝一切。一切有了紀錄，更可以對証和交涉，難怪短片大行其道，勝過千言萬語。究竟是真是假，怎能分得清楚？只好反覆細看了。

電視台當然不敢怠慢，尤其以悉尼為基地的七號台和九號台，資源充沛，所以派出多名記者馬上到現場採訪。不看七號台久矣，因為覺得他們炒作新聞，無事化小，由小化大。唯一的做法是不收看它們的任何節目，無聲抗議。持刀襲擊案發生後，七號台為了表示擁有獨家消息，在早晨節目Sunrise和YouTube頻道中指出被擊斃的兇徒為悉尼科技大學學生Benjamin Cohen，並指出他一向為警方熟知。但後來警方宣佈，原來兇徒是來自昆士蘭州的Joel Cauchi 。這位誤為兇徒的一年級大學生已經委任律師向七號台尋求賠償、嚴重傷害的費用和道歉。根據新南威爾士州的誹謗法，最高賠償金額可以達到四十五萬澳元。不過七號台財力雄厚，相信不會輕易改變他們一貫的進取態度。最近一宗誹謗官司中，更暴露七號台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二〇二一年二月坎培拉國會山莊自由黨職員Brittany Higgins接受十號台記者Lisa Wilkinson訪問時透露，自己在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零晨在酒醉之下被同事在國防部長Linda Reynolds辦公室內性侵。根據閉路電視片段顯示，陪伴她進入房間的是Bruce Lehrmann。Higgins向上曾經報警，但又取消投訴，因為害怕失去工作。Lehrmann一直否認。二〇二二年十月Lehrmann 被告上法庭，但到了十二月，控方決定撤銷檢控，因為Higgins情緒極度困擾，可能嚴重影響她的身心健康。到此本來案件不了了之，Lehrmann 也可逃之夭夭。但他其後民事起訴十號台和記者Lisa Wilkinson誹謗，案件最近被聯邦法官Michael Lee 駁回。法官在判詞中裁定了Lehrmann強姦了Brittany Higgins。這宗誹謗案的轉捩點是十號台向法官提出傳召七號台的前製作人作供。在供詞中，Taylor Auerbach証實七號台為了邀請Lehrmann 成功上Spotlight 節目受訪，免費提供他一年豪華住宿、召妓和吸食毒品的費用。在訪問節目中，Lehrmann否認性侵，也藉此指控十號台誹謗，因此他非要把十號台告上法庭不可。不料判決峰迴路轉，法官聽取Taylor Auerbach的作証後，結案駁回誹謗索償。判詞精彩之處，是法官詳細分析他的思路，及最後如何裁定Lehrmann敗判，其中一句話更是畫龍點睛：having escaped lion’s den，Mr Lehrmann made the mistake of coming back for his hat。換句話說，Lehrmann自取其辱。而損失更嚴重、信譽全毀的不會不是七號台吧。三天前，七號台的行政總裁James Warburton宣佈六月底辭職，是否因為受最近兩件醜聞影響，不得而知。這樣是找個代罪羔羊，而不是反思和改善他們操守。看來在競爭激烈的媒體之戰中，還是爭取觀眾最重要。

商場襲擊案中，六名死者的姓名身分先後披露，照片也在新聞中出現，讓大家悼念他們。可憐六名死者中五人是女性，包括一名剛為人母。她在瀕死前把也受襲撃的孩子交給途人。五名死者全是女性，因此有可能兇徒極端仇恨女性，而不選擇向男性下手。唯一的男死者是個商場保安，可能他上前制止兇徒時犧牲了性命。他是巴基斯坦難民，本來上夜班，不料跟別人互換了上班時間，結果第一天上班便招來橫禍，實在意想不到。另外一個年輕女死者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悉尼大學海外學生。這些無辜死者都不巧在wrong time和wrong place。世事一向冷酷無情：一個平常的週末，一個中小學假期的開始，商場人來人往，熱鬧非常。

兇徒死了，找不到行兇的理由，只可能根據他平常行為和生活習慣著手了。記者找上住在昆士蘭州Toowoomba的父母，了解到兇徒十七歲時已經患有有精神分裂，要靠藥物治療。父母老涙縱橫，無言以對，其實這兩個家屬也是受害者。記者繼續追查之下，發現澳洲人當中，百分之一患有精神病。但問題漸趨嚴重，源於多年前政府關閉了許多精神治療醫院。直到病人失常，給人發現，甚至流落街頭，成為弱勢族群。早在這襲擊事件發生之前，五百個精神科醫生曾經要求政府積極處理，但聽者藐藐。

悉尼涉及嚴重持刀傷人的案件，上一次發生於三十三年前。一九九一年Strathfield區的商場內，一名三十三歲兇徒持刀及半自動手槍殺了七人，傷害六人，然後吞槍自殺。多年以後，有不少人對此事猶有餘悸，幸好最後擺脫纏繞不斷的噩夢，向苦痛說再見。現在政府的處理當然妥善得多：成立獨立調查、安排守夜活動及在商場設立當值心理學家，鼓勵受影響的市民說出心底話。

你問悉尼還是個宜居的城市嗎？我當然說是。二〇二三年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悉尼名列第四，緊隨第三的墨爾本、第二的哥本哈根和首位的維也納。我身處其中，當然知道什麼好，也知道什麼壞。經過一場大瘟疫，活下來，我仍然對這地方，充滿生活的熱情和好奇。

標題照片：達令港IMAX電影院，拍攝於二〇二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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