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陪審員

朋友知道我收到出任陪審員的通知，問我是否到那個法院去。驟然間，沒想到這是個奇怪的問題。其實我只記得九號電視台駐法庭記者，通常站在市中心Downing Centre的地方和地區法院前，追問進入或者離開的被告和律師。當然他們十之八九都是默不作聲，匆匆離去，幸好揮拳相向之輩甚少。Downing Centre的前身是百貨公司，現在列為古蹟，跟悉尼市中心的古舊法院建築群形成了一致的風格。這幢大樓於一九二七年左右改建為現存的八層。一九九一年改為法院，以前州總檢察長兼司法部長Reg Downing 命名。難怪朋友一直以為我要到的法院，位於悉尼市中心。因為我的家距離市中心有二十多公里，按地理位置，分派到悉尼西帕拉馬塔（Parramatta）市的地方法院，非常合理。

我想無論到悉尼市中心或者帕拉馬塔市的法院，都是一樣要履行公民的責任，基本上沒法拒絕了。奇怪的是，在悉尼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近才收到這個通知。是給他們知道我已經離開了上班一族，現在有太多的空餘時間了？當然是個誤會，名單是選舉委員會提供的，然後隨機抽簽。難怪知道我所屬的選區和附近的法院，就叫我去了。這一封信，叫傳票也許較恰當，由去年十月海外旅行回來就收到了，叫我十二月中旬以後到。不過我應該說，我其實已經很幸運，一直等到了今天才輪到我。我的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事，給選中了，結果擔任了陪審員三星期。即使是大學開課臨近，也沒有辦法豁免。她是普通職員，不是教學人員，按理不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所以沒有要求上司給她寫一封申請豁免的信。做了一次陪審員，下次被選中的機會，是三年後。不過從來沒有聽過我的朋友之中，有人已經做過兩次。另外一個四十歲同事，給傳召去了，當天報到了，在法院最後一輪揀選的時候落選，她出席過這個傳召，可以豁免一年，明年又可能再來。總之我當陪審員的運氣，還算是不錯。

根據聯邦法例，有些職業是可以豁免的，例如醫護、神職人員、緊急服務人員、軍人和法律專業人員，甚至要需要上課的學生也包括在內。所以我這個「無業遊民」，不在豁免之例。除此之外，要申請豁免，就要提出充分的理由。我有個朋友，年紀不過五十多，比我還年輕，但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和糖尿病。他先見了家庭醫生，請醫生寫一封信，他帶去就豁免了，以他的健康狀況，相信給傳召的機會甚微。據說也有些人，即使年紀輕輕，身壯力健，但非常不願意，於找了個太平紳士，寫了個證明，說自己英語能力不足，結果也一樣過了關。不過英語不過關的理由，似乎不很成理，一般情況之下，成為公民，英語要達到某一水平之上，日常用語應該不成問題。用這個理由，法院可以懷疑，但他們知道如果因此造成了對案情產生誤解，影響了判斷，倒不如不要勉強。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勉強無幸福，合資格又願意的，大不乏人。但如果傳召你，但你沒有出庭，又沒有提出豁免理由，最高罰款是二千二百澳元。現在生活困難，這個冒險根本不值得。我收到傳召信，只好把其他事情安排妥當，到時乖乖出席。

陪審團這個制度，有人說好，有人認為浪費時間。但即使浪費時間，也是司法制度上的優點。簡單來說，刑事審判中，陪審團的作用是定罪；民事審判中是決定過錯和損害賠償。看過的電影中，拍法庭上的針鋒相對場面多，但集中以陪審團為背景的又著名的，好像只有一九五七年薛尼·盧密Sidney Lumet導演的《十二怒漢》(12 Angry Men)。電影中十二個陪審員要審議一名十八歲貧窮男孩被指控殺害虐待他父親的案件。法官引導他們，提醒他們若有任何合理的懷疑，必須作出無罪的判決。大家在初步表決中，投了有罪票，只有第八號陪審員表示應該要經過討論，他不能投有罪，就是因為有合理的懷疑。隨後大家都因此進行了詳細討論，最後達到一致無罪的決定。飾演第八號陪審員的人，正是亨利·方達(Henry Fonda)。亨利·方達更兼任製片，難怪要塑造充滿一個人道、尋求正義的建築師。亨利·方達一向保持銀幕上正氣凜然的形象，後來Sergio Leone導演《萬里狂沙萬里仇》(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的時候，竟然叫他飾演十惡不赦的大反派 Frank。亨利·方達本來拒絕，後來上映後，歐洲和日本的影評一致大讚他的演出。一個真正的演員的角色扮演，正是演技的挑戰，並無固定。有些演員以為一貫扮演了英雄，就扮不了狗熊，真是笑話。

說起來，《十二怒漢》原來是薛尼·盧密的首部電影。他的電影，不少是以個人的勇氣對抗社會制度，一九七五年的作品《黃金萬兩》(Dog Day Afternoon)是阿爾·柏仙奴Al Pacino的代表作。阿爾·柏仙奴飾演銀行搶劫犯之一，看得人熱血沸騰，是我年輕看過最喜歡的電影之一。但薛尼·盧密是導演，並非政治家。他的電影雖然有政治含意，也曾經表示過，藝術不會有改變社會現狀的功能，但並不表示他不㑹拍一些令人認真思考的作品。

如果說近年看過難忘的法庭片，不能不提吳煒倫導演、黃子華主演的《毒舌大狀》，我想如果由薛尼·盧密來處理會怎樣？我在悉尼看早上的一場，觀眾不足十個，想不到後來破了香港電影史上票房收入的紀錄。當然黃子華的角色是電影吸引人的關鍵，但劇本應該也佔了很大的功勞。但以戲論戲，我其實更喜歡Justine Triet《墮下的對證》(Anatomy of a Fall)的法庭戲。這部電影在康城奪得金棕櫚獎，卻未能在奧斯卡再下一城，不過也獲得了最佳原創劇本獎。它刻劃了人性的多面，卻沒有煽情和誇張。女主角Sandra Huller主演的另一部電影The Zone of Interest，獲得過國際影評人協會最佳女主角獎，最近也在悉尼的電影院上映過。

我的陪審團傳召書，來了三次，最後都在前一天通知我，取消了。由傳召到出席，有一個月左右的通知，但為了預備出席，不少的計劃不敢安排。取消了又要等下一趟，因為傳召書上說，到今年八月底，我的名字還在候補單上，需要隨傳隨到。那天我出席了第四次傳召，距離我出國旅遊，不足一個月。法院職員說，這次的審訊期可能超過四星期，沒有短的可以給你啊。在櫃檯前我出示電子機票，証明我認真需要一個假期。結果她給了我豁免三個月，六月再來。

我聽到旁邊的一位女士用對法院職員說：我不懂英語，可否豁免？但她的英文說得很好，整個過程對答如流。在我離開櫃檯前，我聽到她給安排到等候挑選的座位上，証明法院不接受她的解釋。之後如何，我倒不知道，只好暗中祝她好運了。

標題照片：悉尼市中心街景，拍攝於二〇二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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