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險的地方

二十年前初到悉尼的時候，住在大學校園範圍的國際學生宿舍，上課和生活都在附近，偶爾出外到唐人街，或者駕車到另外一區的超市，車程不出三十分鐘。害怕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害怕接觸到陌生人，不懂得求助。這種初到貴境的心理很容易理解。大學印了一份單張，上面有路線圖，告訴學生如何避開有危險的街道。如果學生逗留在校園到深夜歸家，可以召校園保安送你一程到火車站。看起來的確是到處是羅網，危機四伏。白天校園附近街上冷冷清清，經過車輛少，行人更少。跟我坐在在同一個房間的一個研究生，有一回晚上七時走過校園旁的維多利亞公園，倦了坐在長椅上休息，冷不提防遭人從後用刀架上脖子上行劫，財物盡失。他報案後，數天後在同一地點遇上便衣警察，知道警方也認真起來。經此一役，他依然維持夜行本色，但我白天經過，少不免左顧右盼。其實維多利亞公園是由百老匯大街通往大學正門必經之路，一般上課時間，遊人和從商場走過來的人眾多，只要大家同行，當然不必懼怕。公園內有緩跑徑和泳池，理論上白天應該很安全。不過大學附近的火車站是Redfern，有一個澳洲原住民的聚會中心。有些人受到貌似原居民的人的滋擾，不少人叫這個地方用「紅蕃」區，其實是對他們的侮辱。他們長久以來遭到白人警察的欺負，不少人在覊留期間無故身亡。更巧合的是，Redfern的警局正位火車站的對面。二〇〇四年，原住民少年Thomas Hickey騎單車被警車從後追逐翻車撞上石屎圍牆，頭和頸嚴重受傷，雖然救護人員努力搶救，他不幸於二月十五日凌晨於醫院身亡。Hickey名列於緝拿名單之上，但警方辯稱事發時不是追捕Hickey。忍無可忍之下，住在Redfern區的原住民成年人和青少年，當天晚上走上火車站前的Eveleigh街街頭抗議。他們向到場的警察投擲自製汽油彈、玻璃樽和磚頭。事後警方宣稱一輛汽車焚毀，四十名警察受傷。奇怪的是，報導中沒有提到任何原住民示威者受傷。

死因庭裁決Hickey死於意外。Hickey家族的律師上訴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也是同樣的裁定，沒有新的証詞。與十九年前相比，今天原住民的地位提高了，受到了多些重視。大家都不會只說Redfern，而每每提到這是Gadigal族的土地。根據記載，以前Gadigal族人在悉尼海灣、市中心和Redfern區生活。Gadigal族人在歐洲移民和帶來的病菌中存活下來。Redfern位於市中心火車站的南端，位於不斷擴張的悉尼大都市發展藍圖中。與其與原住民交惡，倒不如互相合作。近年Redfern區的樓宇面貌的確起了大大的變化。

那時候大家提到其他別招惹的地方，就是西南距離市中心三十公里的富有越南風味的Cabramatta市。Cabramatta是東南亞移民尤其是越南人聚居之地。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曾經是罪惡城，毒品販賣，黑幫橫行。一九九四年，Cabramatta聯邦國會議員John Newman被越南政敵Phuong Ngo買兇在自己房子的車庫前被轟兩槍致死，掀開澳洲歷史上政治暗殺的第一幕。Phuong Ngo於二〇〇一年罪名成立，一直辯稱自己是無辜。但政治暗殺加上罪惡臭名遠播，州政府下令整頓。今天的Cabramatta的居民中，三成多是越南移民、中國移民佔百分之二十四、柬蒲寨移民佔百分之八。市中心有跟唐人街差不多的牌樓，其中一面刻上孫中山「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在市中心大街兩旁的店舖和商場，你聽到的交談語言，除了越南語，竟然是廣東話。

那時候有朋友曾經打趣說不要越過Strathfield火車站西行，那端不很安全啊！當然是個玩笑。如果指Strathfield以西的Cabramatta，尚算有些道理。但泛指整個西南區，當然是偏見。今天Strathfield是大火車站，任何火車路線必須稍停。這裡有許多中國菜和韓國菜的食館，不過印象中，唯一的商場好像沒有發展，還是老樣子，附近的Burwood火車站早已成了亞洲美食區，也有許多高樓。Strathfield沒有成為購物中心，但它的南區豪宅林立，街上大大的房子，價值不菲。

現在大家說到最危險的地帶，落在中東人聚居的地方，例如Lakemba、Greenacre、Punchbowl和Bankstown。最近連續數天的黑幫大仇殺，更蔓延到不少華人聚居的Auburn。黑幫兩兄弟遭人在火車站前的健身中心大堂伏擊，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一人頭部和身上給轟了共十發子彈，奇蹟地康復過來。警方說事前曾經向黑幫老大提出警告，可是被不當作一回事。事實上江湖中人，惡向膽邊生，豈會理會。一天後，黑幫老大幫會報仇，又有一人死於槍下。新聞報導只有寥寥數語，影像欠奉，媒體的網站上也不見凶殘的圖片，太過於克制，自我審查，反而不及剛去世的意大利女攝影師萊蒂齊亞·巴塔利亞（Letizia Battaglia）的照片。

巴塔利亞一九三五年生於意大利南西西里島上貧窮又受黑手黨肆虐的帕爾梅羅（Palermo），死於今年四月十三日。大部分報導她的死訊的標題是：巴塔利亞享壽八十七歲，不是死於黑手黨（Mafia）之手。原來巴塔利亞離婚後進入帕爾梅羅地方報紙 L’Ora （中譯為「時間」）工作，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報社結業，她拍攝的都是給黑手黨槍殺，倒在血泊中死者的照片。二十年來，她拍下了約六十萬張的照片中，包括無辜的市民、政客和黑手黨人。她起初拍攝彩色，後來為了尊重死者，全部是黑白。有些媒體說她用徠卡相機，騎上電單車就出發去了。因為她暴露了黑手黨的殘暴，所以曾經多次遭遇恐嚇。但她仍然不為所動，依然故我。

要瞭解巴塔利亞，一定要看拍攝她一生的紀錄片《Shooting The Mafia》。這個「Shooting」的字，語帶相關，既是拍攝，也是射擊、毀滅的意思。導演Kim Longinotto是出色的女導演，拍攝巴塔利亞的揭露黑手黨的殘暴，貫徹其中是寫她一生追逐的愛情。其中也說到一九八五年至九一年間巴塔利亞加入綠黨從政，但諷刺的是她發現無法改變現狀，因為許多事情別人早已決定好了。電影中年華老去的巴塔利亞手中所持的，不是徠卡，而是Pentax的K1000相機和可能是28mm或35mm鏡頭。這是一部早已停產的菲林相機。她信心十足，用預定對焦的方法，一下又一下按下快門。她早已不拍攝那些默默不語的死者。

巴塔利亞在影片的最後說：成名令我太累，我寧願選擇愛情，在被愛中死去。過去二十年巴塔利亞孤獨一個，現在幸運地遇上Roberto Timperi。Timperi比她年輕一半，但兩人走在一起，巴塔利亞像重燃她對人生的希望，樣子也泛滿光彩。但願兩人的愛情維持到巴塔利亞至死的一刻。

我沒有到過帕爾梅羅，只到訪過意大利的東北多洛米蒂（Dolomites）山區。如果那端是天堂，巴塔利亞的故鄉可能曾經是地獄。今天悉尼那些充滿血腥仇殺的地方，居民必然惶恐不安。這些平常生活的人，必定希望平安的日子，早日來臨。

標題照片：Brooklyn海岸。拍攝於二〇二二年四月，使用徠卡相機，16-35mm變焦鏡頭。

作者保留照片和文字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