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愛

那天借了《可笑的愛》，走出圖書館的時候，完全不知道作者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就在該天逝世。事後在社交媒體看到陸續的貼文，也不察覺是悼文，以為他剛好得到什麼獎，或者什麼著名的雜誌為他出版了一個專輯，大家認真轉述一下。正如我的一個臉書朋友，寫了一句真心話，為什麼突然那麼多寫昆德拉的文字出現，是否早就準備好，等待那逝世的消息一到，及時來個回應？我想昆德拉是個大家熟悉的作家，閲讀過他的作品的人眾多，不少內容可能早已琅琅上口，滿腦子都是他的名句，隨便寫上萬語千言，倒也不困難。在紙媒還是流行的年代，一個朋友說過，有個生意人早已為退休的國家級領導班子各成員，準備好生平大事材料，湊併了照片，寫好了文章，只待訃聞公佈天下，印刷機器即時開動，特刊翌日報攤搶先發售，及時發一點死人財，可見頭腦的確靈活。現今紙媒不再風光，這些報導，恐怕就是變成今天網紅要搶先現身，施展渾身解數，爭取觀眾的點讚。

《可笑的愛》放在圖書館上，可能有兩至三星期了。第一次看見，沒有多大留意。一星期後再來，書仍在架上，只是位置稍有不同，可能有人曾經抽了出來看，又隨便放回去。圖書館的簡體中文書，看來比繁體中文的多。夾雜在其中，很不容易才發現這本書是邱瑞鑾中譯「米蘭·昆德拉全集」之一，臺灣的皇冠叢書第4729種。依照我一向閑時閲讀的習慣，想先找些短短的散文看，小說其次。中英文也沒關係，至少書名能夠吸引。先翻看數頁，更了解到底可否看下去。這本《可笑的愛》的上架日期，原來是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四年後的今天，還給擺放在新書架上，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會否可能是給人錯誤地放上去，但似乎並不可能。老實說，看起來這個圖書館的管理員很勤力，時常整理書架，當然人為錯誤並非不可能。我最初以為它是新書，因為它幾乎沒有看過的痕跡，很奇怪。這個圖書館的借書期間是三星期。一本三百零二頁的小說集，三星期內絕對可以看完。如果是熱門書籍，恐怕更受不住讀者的熱烈追捧，絕無可能放在書架上。館內不少的金庸和亦舒等名家的小說的健康狀況，屬於不良，告訴我不必借閱。所以我想過，是否因為借閲《可笑的愛》的人很少，所以要特意推廣一下？我不曾當過圖書館管理員，不了解具體運作模式。但如果我在這個環境工作，又容許我熱心推介一下好作品好書，我一定會鼓勵别人看。澳洲的碩果僅存的大型連鎖書店Dymocks，它的不少分店邀請了一些人為熱門書寫上一句半句感言，貼在價錢牌附近，令人一目瞭然，知道它的好處。每個人有自己的愛讀的書，把它們推薦給別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不是就像冬日的陽光那樣，為人帶來溫暖嗎？

看了幾本推理小說，膽子大了起來，想學人胡亂寫個故事，假如用圖書館裡的一本書作個引子又如何？有人故意把書放在新書架上，自己卻躱在一角，暗暗觀察究竟誰會拿起它來閲讀，然後又借了書帶出圖書館。接着這個人祕密跟蹤借書人，直到確定他或者她消失在公寓的入口處，或者進入了一間普通的獨立屋。這個故事，看來看去都只是個開首，要吸引讀者看下去，相信還要搞一些奇情和懸疑的情節才行。例如那個跟蹤的人是誰，被跟蹤的人又是誰，彼此的身份背景等等一頁又一頁來個大揭露，又如何跟這本小書扯上關係。一個看得人叫悶的小說，真的是毒藥，浪費了大家寶貴的時間。跟縱者，不就是個 stalker 嗎？瘋狂的粉絲跟縱影星，作出一些瘋狂的行為，由愛慕變成憤怒，再可能成恨。初到悉尼，只在市中心居住，後來搬到近郊，路燈稀少，入黑後一個人從火車站走十分鐘回家，心中總是害怕有沒有個stalker，老遠在後面跟著，趁機行劫。後來才知道住的社區十分安全，罪案率低。即使路上人少，小街上又沒有行人路，只要走在路邊就安心。不過前陣子傍晚出現了個撞人的汽車。一個男人傍晚出外吃晚飯，走在路上，不料一輛白色車子從後撞上來。月黑風高，無人看見事發經過，車子絕塵而去，可憐男人失救致死，兇手逍遙法外，可謂人間慘劇。沒有stalker，卻有一個愛撞路人的壞心腸司機出沒，所以絕對不能對四周環境掉以輕心。 想起希治閣的電影《迷魂記》（Vertigo）的男主角原本不是個stalker，他是個私家偵探，受舊同學所託，對那個迷離的金髮的妻子亦步亦趨，嘗試找出真相，卻受人擺佈而不自覺。要怪，可能怪這個男人色迷心竅。要知道，希治閣的不少電影中，女主角聰慧，做事能力往往比男主角強得多。

翻開《可笑的愛》，原來是昆德拉的一部出版於一九六八年小說集。時間不許可，這七個短篇，暫時只看了五個：《搭便車遊戲》、《舊鬼讓給新鬼》、《沒有人會笑》、《代表永恆慾望的金蘋果》和《談話會》。我最喜歡《沒有人會笑》，對人性和當年捷克共黨主義社會制度充滿嘲諷。故事說一個年輕教繪畫史的大學教授拒絕為一個年老的學者寫一篇推薦文章，弄得焦頭爛額。他由起初不敢直言學者寫得差，到後來為了逃避不斷的糾纒，故意改了上課時間等學者在辦公室碰不上他，又在老家窩藏了在成衣廠工作的愛人。這個故事中，學者扎度勒基四處奔走，變成了一個stalker，直至找上了教授的老家，意外碰到他的愛人，從此教授的好運急轉直下。扎度勒基出動他的妻子，四處奔走找教授，找上成衣廠，以及向街道委員會投訴。事情鬧大了，教授不得不面對現實，胡扯一頓以為擺脫指控，他的愛人發現他的虛偽，結果轉而投入他的上司的懷抱。小說結尾，男主角說：我才了解到我的故事⋯不是悲劇，而應該是喜劇。對的，那個制度下，教授玩世不恭，愛情變成了交易。幸好只不過失去了戀人，保全了性命。愛情既可笑，又危險。

這本昆德拉的早年短篇，寫男女之間的情慾世界，帶有哲學的意味，似乎是他的小說風格。他為人稱道的小說《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年輕時我只看過Philip Kaufman的電影版，腦海裡卻只有殘留的片段，差不多等於零。據說昆德拉似乎不甚滿意，所以拒絕把他的小說再改編成電影。這天從我的書架上找到Michael Henry Heim的英譯本，裡面夾著一張當年買書的單據，原來是購於尖沙咀樂道的辰衝書店，時為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一日，書價港幣四十四元三角。書頁已發黃，要溫柔地翻閲。最近恰巧臉書網友前輩討論這書名，覺得把being譯為生命，似乎不妥，認為應該譯為存在較好。但既然在看《可笑的愛》，不妨再發功看看這本《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第一章的首句，已提及尼采，我認為把being譯作存在，較為貼近原意。不過我的哲學基礎零蛋，肯定要準備苦讀一番了。

標題照片：冬天的花朵。拍攝於二〇二三年七月，使用徠卡相機，50mm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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