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罷工

聯邦工黨新政府上場，前數天在坎培拉的國會山莊，邀請了不同政黨議員、企業的行政總裁和知名人士，搞了一個似模似樣的高峰會，叫做「Jobs and Skills Summit」。我這樣說，因為想起工黨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二〇〇八年上任後，聲稱為了調整國家的長遠發展目標和䇿略，隨即搞了一個叫「2020 Summit」的峰會。這個有一千零二人獲邀參加的峰會，分為十個工作小組，每組成員一百人。先不說許多人不滿意舉行日恰巧碰上猶太教的逾越節（Passover），令不少猶太教徒不能參與。為平息眾怒，結果政府特別在峰會前五日在悉尼特別舉辦了半天的研討會，陸克文總理和數名部長出席。其次，宣傳中提到出席峰會的知名女性只有影星Cate Blanchett一人，其他重要的參加者隱形。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家發現出席者不少並非有真正有代表性。那麼業界人士沒有出席的人，到底是不獲邀請，還是因為政見不同，不相為謀，那就不得而知了。是次峰會的議題包括生産力、經濟、持續性和氣候變遷、澳洲鄉鎮、健康和老齡化、社區和家庭、原住民、藝術電影設計的創意、國家治理民主和公民權，最後一個委員會是安全和繁榮。從以上議題看，可見範圍之廣，數星期也說不完。但實際會議只有兩天，每個委員會有成員一百，假若每人有機會發言五分鐘，恐怕已是一天到晚不用休息來個morning tea，lunch和afternoon tea 了。不過澳洲人的效率還算不錯，這些委員會大概又分為小組，會後來個簡報，尚算有個安排。但即使如此，集中一百人的一個委員會，恐怕是由大處著眼。換言之，所謂峰會，宣傳大於實際，形式大過內容，而且是乘機推銷政府早已準備好的方案。陸克文這套板斧當年開了無數美麗的諾言，我有興趣採納了多少公眾意見，承諾實踐了又有多少？大家留意一下這個峰會名叫2020。看來看去真的開玩笑，因為陸克文自己的總理一職已於二〇一三年告終，捱不到二〇二〇年。領導人眼光放遠本來並無不妥，可惜的是陸克文在位三年多便給副手奪去總理一職，到了二〇一三年重返，已是強弩之末。這樣不斷好大喜功吹捧雄圖偉業的心態，原來古今中外皆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在思想開放的社會，我們有拒絕接受假象的自由。

諷刺的是，聯邦政府峰會那邊廂討論就業和技能問題，這邊廂的悉尼，巴士和鐵路工會展開了多星期事先張揚的罷工，導致許多巴士和鐵路的線路受到嚴重的影響，州政府和工會之間，似乎還未有解決的曙光。上星期四我午間返回辦公室開會，知道會碰上鐵路工人大罷工，於是改為駕車。路上行車暢順，相信不少在市中心工作的上班族，因為搭不到火車，相信選擇了在家上班。我早已打算預留三十分鐘時間，在校園找尋泊車位。我原來以為選擇了在家上班的人，應該包括了部分駕車回來的人，後來才知道錯得多厲害。誰料到校園的三大停車場早已額滿，其中位處偏僻的一個停車場也在入口處放置了滿額不准駛入的告示牌。結果我最後放棄了等候，把車停在校園外的街道旁的兩小時免費停車位算了。星期四應該是熱門的上課日，家境富有的學生也會駕車回來。教職員曾經希望校方能夠讓員工優先泊車，不過凡事都說以學生利益為先的管理層，從來沒有為這個問題提出任何解決方案，所以久不久就有教職員在員工內部留言版上，投訴回校找不泊車位，只好匆匆返回家中用網上平台授課。我知道校方從來無意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習慣清早七時前便上班。新管理層上任，依舊安排了數次公開諮詢大會，像是廣納大家意見，其實只是一貫外交手腕圓滑吧。我們這些看慣了如此宣傳伎倆，又豈能輕易相信。

巴士和鐵路員人相繼罷工，受影響的乘客當然不滿。最初州政府和工會各自表述，而且疫情影響下，返回市中心上班的人尚未回復疫情，大家可能不以為然。但疫情好轉，學生紛紛回校上課，大家都會乘搭交通工具。罷工影響下班次減少，車廂內自然擠迫非常。新聞報導的影片中所見，火車巴士的乘客量增多。你以為生活已經回復到了疫前，恐怕是錯覺了。如果要這樣子擠進車廂，感染病毒的機會不大增才奇怪。我還記得以前繁忙時段有些火車站更有月台助理，像日本東京的車站，把乘車推進車廂以便關好車門開行。鐵路員工罷工的手段並非影響全部火車線。參與罷工的員工負責不同的部門，協調之下，盡量不會令交通完全停頓。所以今天可能影響北岸線，明天可能市中心線停駛。我們住在北岸沿線其中的一區，火車站是南北東西交通樞鈕，又有快車往來昆士蘭州首府布理斯本和悉尼市中心。可能因為這個緣故，服務仍然維持大致正常。

巴士和鐵路員工的工業行動已經持續多個月，僵持不下，證明工會有一套聰明的談判策略。有人會問：為什麼州政府會讓員工不時罷工，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日活？有些人更認為工人不斷製造麻煩，應該禁止罷工，把一切回復正常。原來罷工是唯一勞方合法的行動，向僱主爭取權益。大家以為工人又不上班，又白支薪金。不過員工的罷工，原來是用自己的假期換取不用上班，根本沒有額外支薪。我們工作的地方也不時罷工，記憶中，過去一年已經舉行了兩至三次，由工會領袖號召大家參加。工會的成員固然積極參與，不是留在家中，就是回到大學的入口，舉起標語，拉起警戒線，勸阻回來上班的同事。我的同事不是工會會員，罷工當天回來上班，在入口處遇上一個非常激動的工會成員，阻止他踏入一步。同事幾番糾纒，差點動手打起來，終於獲得放行。另一個入口處，工會成員和上班的員工也搞得非常不快，要在場的警察介入。事情傳到管理層耳中，覺得情況不受控制，於是發出電郵呼籲大家冷靜，叫大家要尊重個人的選擇。我站在一個非工會的員工的角度看，發覺所有激烈的行動，有時是示威的策略。無聲無息的罷工，無人理會，工會自然爭取不到討價還價的籌碼。要勞資雙方愉快談判，然後達成協議，真的是天方夜譚。

以前看過一些描述工會運動的電影，諾曼·朱維遜（Norman Jewison）於一九七八年導演的《F.I.S.T.》是其中之一。史泰龍 (Sylvester Stallone) 飾演的貨倉工人憑手段和勾結黑幫向上爬，成為貨車工會領袖，最後遭到一名參議員調查。為了不讓祕密外洩，黑幫最後把他滅口。網上電影資料庫說史泰龍是編劇之一，說不定是度身訂造。從外形看，史泰龍飾演工人應該還是稱職的，雖然還賣弄一下肌肉。當年電影上映時的中文片名叫《拳頭大風暴》，把Federation of Interstate Truckers的簡稱譯得恰如其份。不過史泰龍那個粗獷的工會領袖形象，今日環顧左右，恐怕是屬於過去式的了。

標題照片：盛放的紙菊花。拍攝於二〇二二年九月，使用Nikon相機，16-50mm變焦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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