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倫理

那次離開悉尼時在機場範圍看到一個放在地上的告示板，上面寫着一大段說話。簡單地說，某公司正在此處拍攝一齣叫《Inside Sydney Airport》的製作，踏入這個區域，等於同意你的硬照、聲音和畫面被攝入鏡頭。公司有權收集、製作和發佈相關的影片，於本地或者全球媒體上。如果你不同意的話，請立即離開此區，或者通知值勤人員。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投訴，請用以下電話聯絡，多謝大家的合作。說到底，重要就是最後的一句：欣賞你無條件接受。心想我有異議又如何？我正在美食區，正在考慮光顧其中一間小店，吃個簡單快餐。環顧四周，只有一個清潔女工，胸前貼有公司名，看似是外判而非機場員工，不能視作當值人員，跟她說相信是白費唇舌。我也沒有看到任何攝影機和燈光。採用隱藏式攝影機，只是一個手指頭那麼大小就拍攝到高清的畫面，任憑我如何目測，相信無論如何也覺察不到它的存在。我也想到，我在美食區，要吃，就在這個拍攝區，那麼就等於有機會被拍攝到，成為其中的一個片段的人物。不過我只是個小角色，應該反對無效，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拍攝了什麼。所以唯一的最佳做法，就是聰明地離開。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留意這個告示，到底他們不介意被拍攝到，抑或像我那般固執，絕對不想出現在節目裡面。這個美食區較為冷清，是否和這個告示有關？

我曾經提過澳洲的七號電視台，有個頗成功的節目，叫做《Border Security》，以澳洲作背景和新西蘭作背景，報導海關官員搜出在機場入境旅客攜帶的違禁品，或是拆開郵寄來的包裹。這個受歡迎的節目，以往不時在頻道上的晚間新聞直播前放映，所以有段時間我們提早開啟電視，就會看到節目的尾段。節目中攝影機直接拍攝搜出的奇怪物品，還有物主的表情反應，例如惶恐和悔過，也會交代最後事情如何處理，例如物品充公、罰款和被拒絕入境。節目的目的之一相信是教育入境的訪客或回國的本地人，不要以身犯險，以獵奇的心態，暴露犯罪過程。較多入鏡的都是訪客，尢其多是來自中國大陸或東南亞的國家。我認為不免帶些種族偏見，多看就覺得千篇一律。這個節目的取景地點，多在悉尼機場，因為入境的航班較多，容易找到個案。有一次回悉尼時，在機場通過海關的地方，恰好看到拍攝這個節目的告示板，提示旅客可能隨時被攝進鏡頭。因此我相信這個製作，部分可能來自真實的個案，只是隱去了姓名，避免有人不滿投訴。有多少人願意在鏡頭前展露蘆山，不得而知。他們當了主角，又有否酬勞？近日這個節目是否播放，我毫無興趣。既然它沒有聲明是否紀錄片，我只好當做娛樂節目好了。我只覺得七號電視台的作風有點浮誇，在悉尼的新聞節目中不時巧妙植入廣告，當做新聞處理，例如介紹節省油電，減輕家庭開支時，建議考慮使用某某平台的服務便可。仔細一看，便知是特別的推廣。部分記者亦毫不持平，在報導中夾帶評論，變成歪曲事實，超越了本份，相信也是老闆特別關照之故。一間電視台竟然把新聞和娛樂混在一起，十分令人失望。現在唯有花時間收看多幾家電視台的新聞，希望找到接近的真相。原來找真相真的不容易。

我的Instagram（IG）帳號，帖文都是山川風景、鳥獸、花卉和食物，因為它們不是人，不牽涉私隱，不會說反對。不少同事友人也用IG，大家互相追隨，等於瞭解一下對方的生活。有次系主任碰到我，劈頭便說，你總是拍攝花鳥啊。心想最近拍攝後院不時飛來的笑翠鳥（Kookaburra ），好不愉快，難得你也看到了。我看他的帖文，雖然也是旅行的記錄，但總是有人物在其中，點綴得恰到好處，更難得是捕取了剎那的神態，比我的照片，感染力強得多。那次和他坐下喝咖啡，他很有耐性介紹他使用的器材，尤其分享他從背包拿出來親自打印出來A4尺寸的照片，的確令我想起是否有考慮一下購買一部專業級的打印機的需要。當然重要不是打印機，而是有否像卡地亞·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說的抓住決定性的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按下快門，得到一幅有力量有意思的照片。所以後來我明白，即使我有一部專業的打印機，也不會幫助我拍攝另類題材的好照片。即使我手上拿著的是最好的器材，我的拍攝方法，尤其不敢走近主體的態度，令我無法成為一個熟練的抓拍（Snapshot）的攝影愛好者。我經常拍攝的東西，例如花朵長在泥土中，沒法躱開，不得不有耐性地等候我的近攝鏡頭。至於雀鳥，只要使用300mm或400mm焦距鏡頭，慢慢走近停駐的樹梢，也會拍到那一刻。澳洲的部分市郊雀鳥，似乎沒有一般城市中的那麼怕人。

曾經看過以悉尼日常街頭拍攝的一個本地攝影師網站。他拍攝的角度都是從火車車廂內，打開車門湧入來乘客的神態。他硏究過許多本地的法律案例，發現街頭拍攝人並不犯法，本地也沒有肖像權這回事。所以他計劃連續拍攝一百天。即使有被拍攝者當面投訴，他也置之不理，繼續拍攝可也。當然這樣的拍攝，是基於照片不用作商業用途才可以。一般來說，如果照片中有人物，出售照片的攝影師，一定要取得一份Model Release，要照片中的模特兒簽署，授權出售肖像才可以。如果是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更要求父親或母親的同意才行。基本條文中包括同意攝影師作任何用途，但不會公佈被拍攝者的姓名和其他身份資料，不同國家當然有它們的特別適用的條款。著名出售圖像的Gettyimage公司，對被拍攝的物業或建築物，更要求有Property Release隨附。例如你要出售你拍攝的悉尼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照片，就要得到歌劇院的院方同意簽署，Gettyimage才接納。你可以隨便在 IG 上帖圖，但要出售這張照片給Gettyimage，沒有Property Release就不可能。Gettyimage這樣做，當然主要是保障公司的權益。

最近引起熱論的香港電影《給十九歲的我》，我沒有看過，不能從電影的角度看，但討論已經超越了電影本身，談到倫理來。退休前我的工作包括了製作教學影片，略為了解拍攝的一二。我們的教學影片的主角多是大學教授或講師，有時是導師。他們授權我們拍攝，把影片用於他們的教授的課程網頁上，只有就讀的學生可以看到，所以我們沒有叫他們簽署什麼協議。至於有機會拍攝學生作為主角，一般都我們跟進一份協議，而且告訴他們影片的用途。拍攝課室教學環境時，有部分學生不願意入鏡，我們儘量用角度遷就，或者在後期製作時用特效模糊臉孔，小心翼翼，不使他們受窘。幸運的是我們的製作一向只在校內播放，所以從没有遇過任何學生的投訴。老實說，協議是由校方的法律顧問擬好的，仔細看清楚的話，就知道條文的內容當然絕對有利校方把影片作任何處理，不再需要徵求學生的同意。問題是製作團隊是否緊緊遵守這個承諾。一般來說，學生不會反對拍攝他們的影片，作校內或教學用途播放，但不一定同意擴闊到公眾的層面。因為有機會破壞他們的個人私隱，例如輾轉給父母知道，令他們很不好受。明白這一點，知道倫理的界線在那裡，就是校方的責任。而不是因為學生簽署了協議，就可以為所欲為，反而摧毀他們對學校的一份本來單純的信任。

標題照片：悉尼市中心Queen Victoria Building前的輕鐵。拍攝於二〇二三年二月，使用Nikon相機，40mm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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