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ijing Bureau

一九八三年暑假我第一次踏足中國大陸。只憑記憶，恕我無法肯定我的記憶是否百分百事實。

那時候教了一年書，領隊林是同事，也是大學𥚃在文社認識的同學。林組織設計行程，加入另外一個同事和朋友，兩男兩女有伴一行四人。計劃中旅遊幾個歷史名城：鄭州、西安和北京。原來行程還包括華山，因為在不少書上看到沿鐵索攀登上山的圖片，有一種登峰的衝動。但出發前獲悉華山下大雨山泥傾瀉，去不成，只好在西安市內和附近遊覽。不少同學早已在大學時利用得到學費資助去了許多地方。但我得到數百大元grant，少得從未想過利用它來旅行。同學口中提及的帶着背囊遊名山大川的經驗，坦白未曾在我的腦袋出現過。大學兩年暑假，第一年上了一個暑假日文速成班，第二年參加了一個話劇演出，第三個暑假大學畢業出來工作。

林在廣州的親友替我們買了往鄭州的火車票。我們從香港乘火車到了羅湖，過了關再坐火車往廣州。只記得在林的親友家中吃過晚飯，再坐公車到火車站。公車上滿是人，我的背包是一個鉛架支撐的大袋，事後才知道是在山野間用比較適合。在公車上背着這個大行囊左右搖擺，可想而知多令人討厭。可是車上的人反而沒有什麼怨言。車廂售票員坐在小角落，有支小燈在枱上亮着，購了票便關上燈，車廂一遍漆黑，大家抓緊扶手就這樣站着。到了火車站，走進廣場，才發現四周滿是人，坐着躺着，都是在酷暑下等待上火車。我們持着硬臥車票，進了車廂，看見一邊上中下三舖相對，一個空間有六個臥舖，另一邊是單人坐椅，小小的讓人從臥舖爬下來休息。當然最好的要數地下的臥舖，或睡或坐都很方便。

這是硬臥，還有最高級的軟臥，價錢也是最高級，旅行的開支應省得省，所以選硬臥最好了。況且也知道坐軟臥的不是普通人。火車從廣州到鄭州要走一天多，除了睡和坐，也沒有什麼好做。上舖接近車廂頂，溫度最熱，車廂只有幾把風扇，日間乘客也要走下來，坐在窗邊讓風刮進來舒服不過，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便聊天起來，看見我們的服裝較為光鮮，就知道我們來自香港。奇怪的是，大部分人都很高興認識這幾個來自香港的「同志」。那時候我還未習慣這樣稱呼他人。交換幾句話之後，更熱情的遞上一根香煙，我只好搖頭禮貌地拒絕。這些異鄉人在歸家的路上沒多久便熟絡起來。一個回石家莊的漢子把住址告訴另一個，邀請他有空來家裡住。我沒有想過那麼隨便把住址告訴剛認識半天的人。到他們知道我們從香港來，都帶着歡喜的眼光。

晚上火車在黑暗之中奔馳，我睡不着向外望，原來一輪明月掛在半空，白色的光照在大地上，想起「月是故鄉明」這一句，但這個旅程的終點不是我的故鄉。那時候我從來沒有回過父母的南方的出生地，只有幾次隨母親到澳門探望外公。外公住在黑沙灣一陣子。長大後曾經到過黑沙灣想找外公的木屋和旁邊的水井，當然物換星移，人面全非。看到明月掛在天空，無法矯情造作，故意勾起絲絲鄉愁。不過窗外的景色的確是一個令人感動的剎那。在菲林拍攝的年代，感光度太低，根本無法用相機的快門把片刻留住。

火車到了鄭州，是個陽光燦爛的早晨。火車站外的地上擺放了一盆又一盆的清水，有人向走過的人遞上毛巾。經過如此長的旅途，果然是風塵僕僕。原來沿途風刮入車廂，坐在窗前的人都給沙塵打到臉上，其中不少是黑色的泥麈。如果要趕路，花少許金錢，洗洗臉還是好主意。只不過我們訂了住宿的賓館，很快便可以找到地方休息一下。到鄭州其實是看少林寺。印象中往少林寺的路沙塵滾滾，又沒有什麼特別建築物好看，只逗留了半天。看過什麼也記不起來了。

這次旅程，最不能忘記的都是坐火車：從鄭州往西安，又由西安到北京。從鄭州到西安的列車只能買到硬坐。準時上車，車上已經滿是人。我們的對號座位早已給許多同志佔據了。在車廂服務員幫忙下，同志們讓了座，我們好不容易坐了下來。跟臥舖一樣，一邊是三座位，另一邊卻是兩座位。我們個子小，車開行不久，已經有人客氣的請我們坐得貼近一點，讓他可以稍佔一角。後來這三人座又有一人加入，變成五人座。座椅下原來早有人躺着睡覺。座位和通道之間擠滿了人，根本不能動彈一下。上廁所也不敢，害怕回來時要千辛萬苦才能叫人讓回我們的座位。洗手間裡也有很溫馨的告示，叫乘客不要在火車停下來或靠站時上使用。起初不明所以，後來留心一下，馬桶的排洩出口下原來就是路軌。火車行走時，便溺遺留郊野，回歸自然。

從西安到北京那程火車最辛苦。購得票，但只是站票，不想坐在地板上，只得站了許多小時。後來從北京返回廣州坐的又是硬臥。這次車廂服務員是個很認真的姑娘，整個車廂在她監督之下變得井井有條。我們一般都準備自己的三餐，但這一趟決定試試車上出售的便當。只記得裡面有肥肉數片，清菜三兩條，飯是黃黃的，但味道還不錯。結果吃罷，問車廂服務員垃圾筒在那兒。她二話不說，拉高車窗，把便當盒向外一揮完了事。果然身手乾淨俐落。火車到終點時，我們的車廂獲得文明車廂錦旗一面，服務員姑娘一臉喜悅。

想起這些難得的第一次，原因是剛好在閲讀一本本地出版的新書《The Beijing Bureau》。這本書的副題是「25 Australian correspondents reporting China’s rise」，就是駐中國的澳洲記者筆下的親身體會。其中澳洲廣播公司記者Richard Thwaites，在一九七八年由香港坐了二十四小時的火車到了北京，直到一九八三年離開。那時候留在北京的外國記者已經超過一百，許多通訊社都把焦點放在正在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澳洲是其中一個最早派記者駐京的國家，同時也派出駐香港的記者。《The Beijing Bureau》的中文譯名，不妨試譯作《駐京辦事處》。

編者之一的Trevor Watson是我的前同事。他在大學的商學院任職Media Director多年後退休，但老本行是澳洲廣播公司的記者，一九八九年他正好在北京。多年後的今天，他在本書的其中一章寫到那翻天覆地的歲月，看得我不禁眼泛淚光。本書的首篇是澳洲最後一個駐華記者Mike Smith寫他被迫離開的經過，第二篇是CNN記者Angus Watson寫香港的二〇一九及二〇二〇年的風風雨雨，總結了近年澳洲記者對中國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最後一篇的作者是CNN的記者Stan Grant。Grant有澳洲原住民的血統，以自己的作為原住民的經歷印證中國百年屈辱下對外國的微妙心態，別有一番體會。

這本書幫助大家了解澳洲的新聞工作者筆下，不斷改變中的中國大陸社會。千萬不要期待你會瞭解中國大陸。因為即使在中國生活了多年，記者們還是覺得撲朔迷離，似真還假。回望一九八三年暑假的吉光片羽，我相信這些東西應該不會重臨，只好永遠鎖在美好的記憶中了。

作者保留照片及文字版權。